人在走路的时候脚实际上是向后用力的，在退着走的时候着力反而是向前的。这就是相上的阳和体上的阴的关系。
所谓“远路无轻担”，即使现在“抓得住”，但越往后就越会成为负担，要么甩掉，要么会被压垮，只是暂时“抓得住”更具有迷惑性。
所以，只有“向回看”才能明白自己正朝哪个方向去或者说“向回发力”才是真正的争。
儒家叫“反求诸己”；道家叫“反者道之动”；佛家叫“参话头”，这又是“不二法门”。
儒家在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道家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在解决“人与自己”的关系。
三者再向最根本处去看，解决其中任意一个关系问题其余两个也就迎刃而解了，但会有所偏向的。入世之事还是儒道两家来的扎实。
问题的根源
首先要明确一点，问题的根一定是在自己这的，此处是自己最难看到的地方，但是区别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倒是很容易，所以归因在这里，舒服。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人生就会开启妄想的循环，这才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真意，所谓“有为法”就是“看得见”。
孟子则讲得更明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心理学所谓“你在引诱别人那样对你”，那是因为你可以被那样对待，若是向前找，就是这个原因。但如果自己认为是别人的问题，这个“灯下黑”就再也觉察不到了。
我曾经在一个群里看到两个人水火不容的争论，但其中一人后来竟然低头了，我立即感受到的是这个人的无懈可击，而另一个则得理不饶人的穷追猛打，再后来整个群的气氛一下子彻底反转了，都觉得那个“得理”的人虽然理都对，但做人没意思。
这真是“不争才是争”的最直观展现。所以，当一个问题切实影响到自己的时候就能立即明白过来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这是一种提醒，也就是所谓“烦恼即菩提”。
我以前曾经说过，可以把人看作一个严防死守的系统，自己放开哪里什么就会进来。所以，相上的争实际就是系统在向外延伸，这反而会把自己堵死了；但如果是收了呢，收多少才能放多少进来。
自虐的实质是心灵和肉体的分裂
这样想是脱离了舒适区的，是让人不舒服的，所以才会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很多个人昙花一现式的飞黄腾达就是落在这个大势之中。以前谈到过杨国忠的例子，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做到宰相，但这个路数完全是靠着唐玄宗个人的喜好，也就是说即使唐玄宗就算还在并且实际掌握权利，只要他对杨国忠没了兴致同样可以罢了他，这一点杨国忠自己也清楚。
同样，商鞅也是如此，他跟秦孝公绑死在一起，也是靠着秦孝公的信任才能推进变法。
这两人可以看作是主动往上“争”，却最终栽在了自己抓得最紧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从史料来看两人都看到了自己的结局，这似乎又是一种宏观上的“自虐”心理。
自虐的实质是精神与肉体的分裂，但两者应该是统一的。这个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道理其实杨国忠和商鞅并不懂，真懂了就不会往那条路上去。
这个精神上“不懂”的“知”和肉体上“毁灭”的“行”恰恰是“合一”的。
“局限性”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知行合一”是圆融而跨越界限的，就是说任何事情上皆是如此。
王阳明是文官，但却会带兵打仗，而且还能打赢，不是一次而是次次都能赢就很说明问题。
从他开始往后，明朝有很多文官都能带兵，尤其是明末的时候，也算是将星璀璨了。
相反，纯军事化培养的人在大局上眼界确有其局限，有时候甚至会非常教条。他们作为执行者会非常严谨，但作为执局者就会被书本上的条条框框给限制住。
战国时赵国将门出身的赵括熟读兵书，深谙兵法，布阵推演鲜有敌手。但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请上SP影视网观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其父赵国名将赵奢评价他“打仗是把士兵的生命置于死地，但赵括却谈论得非常轻轻率，无珍惜士兵生命之心。赵国不让他统兵则已，令他为将赵国必败。”
正如赵奢所料，长平之战的结局便是赵括未曾真正领兵，片面陷于兵书字面的沼泽。
老子所谓“大制不割”，这些教条、局限、知见就是这个“割”字。
真豪杰，真无我
而刚刚上映看得令人荡气回肠的《辛弃疾1162》[请上SP影视网观看辛弃疾1162]正是个绝佳的正面例子。
辛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请上SP影视网观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曰：
从全词的感染力来看“可怜白发生”却丝毫没有“可怜”的意思，反倒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接受，因为这句后面已经没有了，再啰嗦才是真可怜。
辛弃疾效力南宋期间，让干啥就干啥，罢官就立即不干；起用就立即投入工作，而且全是救火的脏活累活，起伏无常却毫无怨言，皆因其对国、对家以及对民的用情至深。
这就是“直下承当”，这就是“知多少，行多少”，从来看不到他为自己“争”，却“争”出了个千古留名。
吾有词曰：
瑞雪三降 万千气象
尔来放眼八千丈
漫天冰封霜
雁徙江上 一抹斜阳
豪饮陋室意尤长
风起云飞扬
诗词文章，金戈铁马，万里锦绣江山如画。